1952年10月，恰是老舍筆下北平最美的秋，天氣不冷不熱，晝夜長短也劃得平均。為了新中國科技力量的增強，為了中華民族航空航天事業的發展，新中國第一所航空高等院校“北京航空學院”誕生了。那時候，選定為北航校址的元大都“薊門煙樹”城門以北至柏彥莊湧壽寺之間的大片土地，還是一片亂葬崗和荒灘地。但那批心懷航空報國的青年依舊從四面八方趕來，這片土地，因為他們而充盈着熱血，因為他們而散露出生機。
卓荦聚柏彥
這批學生是特殊的一代，時光追溯到他們年少時，戰争的炮火還在華夏的土地上蔓延。“如果天空中有我國強大的空軍，敵人的飛機還能橫行霸道嗎”，年輕的戚發轫怒火中燒。高考時他毅然決然将所有的志願都填報為航空院校，為的就是壯大祖國的航空力量，為的就是人民不再受外敵欺侮。同樣來自東北的王永志出身農村，原本是想做一名生物學家，改良物種，提高作物産量，使人民富起來。但戰争的硝煙彌漫在鴨綠江畔，敵機的轟鳴叩擊着國人的心弦。王永志意識到，沒有強大的實力，沒有穩定的學習環境，學生物促發展隻是一句空話。他的志向由此來了個急轉彎，從地下到天上，從作物到飛機。而戰火無情，也從東北肆虐到江南，打破了水鄉的安甯。出生在上虞的鐘群鵬院士，在颠沛流離中度過了整個童年。1952年年輕的鐘群鵬被組織分配到團中央辦公廳，但他卻請求“支援國家建設”報考大學，立志學科學。技術救國是鐘老的家規，更是鐘老的志向。而不論是戚發轫、王永志還是鐘群鵬，他們都是那一代的縮影，同一顆赤子之心，同一個救國之夢。
那年北京航空學院剛剛成立，來自清華大學、北洋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等八所院校航空系科的教師組成了學校最初的隊伍，近五百名新生的航空報國夢有了歸屬。正如郭孔輝院士所言，“高考，我很幸運，考取了第一志願，是清華大學的航空學院（第二年院系調整為北航）。不少同窗多年的同學都羨慕我，向我道賀。”考上心儀的院校，航空報國有了起點，是郭老所慶幸的，也是那一批學子所慶幸的。隻是那時候還沒有北航現在的校園，考上北航的新生一部分被分到清華的筒子樓，一部分被分到北京工學院的臨時平房。第二年他們遷到北航新校址時，校園還是一片繁忙的工地，建好的隻有飛機系教學樓和一棟學生宿舍。當時很多課在工棚裡上，“那時的北京比現在冷多了，半夜從工棚改成的廚房端了元宵回宿舍，沒到宿舍就凍上了！”陳懋章院士回憶道。但學生們都沒有什麼怨言，“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學得賣力又紮實。為了盡快建好學校，學生們都自覺參加義務勞動，秋天哼着歌，冬天呵着氣，搬磚修路平操場，洋洋灑灑的是學習，也是建設。後來校園裡樹起來了“培養紅色航空工程師”的紅色大字标語，那不悔的理想，那莊嚴的宣告激勵着那一代人學知識畫圖表，背沙包扛磚頭。是他們，在簡陋的工棚中抓學習，在繁重的課業外搞建設；是他們，一路披荊斬棘走出了北航精神的紅色起點；也是他們，也走出了東方崛起的新征程。
持之以恒的長跑者--中國工程院院士 陳懋章
炮火離我們這一代似乎很遙遠，但1936年出生的陳懋章院士親曆過敵機的炮彈轟炸，舊中國的落後深烙在他的心頭，學習科技同樣是他毫不猶豫的選擇。1952年秋，年輕的陳懋章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發動機設計專業錄取。
在北京航空學院的那幾年，陳懋章系統地學習了近現代科學和工程技術的基礎理論，那些看似基礎的入門的理論為他打開了一扇現代科學技術的大門。1979年，陳懋章作為我國首批公派出國的學者，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從事湍流和轉捩研究。回國後，一直關注國際研究領域的動向，不斷學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他，在多年探索和研究的基礎上，研制出了一套能将全三維多級粘流程序應用于實際工程設計分析的相對成熟完整的葉輪機氣動設計軟件包。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陳懋章院士與航空發動機研究所合作研制的 “863”空天飛行器用高負荷風扇達到美國20世紀90年代預研風扇的先進水平；他主持完成的“低速大尺寸壓氣機實驗裝置及轉子流場動态測量技術”，是研制航空核心壓氣機和研究其流場精細結構的重要一環，于1993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在他指導并參加的某型發動機跨音壓氣機改型設計中，一種新型壓氣機處理機匣被提出，保證了發動機在整個飛行包線内穩定可靠工作，排除了空中熄火故障，于1999年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
1999年陳懋章成功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在諸多人看來已是功成名就的頂峰，他卻隻當作新的起點，繼續率領團隊在大小葉片理論和應用方面探索。2013年12月，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授予陳懋章院士“航空報國金獎”，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是衆望所歸，是他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屢曆轉折的豁達者--中國工程院院士 郭孔輝
1952年郭孔輝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航空系，1953年伴随着全國院系調整，十八歲的他第一次踏進北京航空學院。由于家庭關系，1954年國慶前夕，郭孔輝被通知離開北航前往華中工學院學習汽車專業，一年後又被并入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割舍自己最愛的航空專業，從北京到武漢再到長春，他的心裡怅然無比。無數個不眠之夜，無數次扪心自問，年輕的郭孔輝終于豁然開朗，“無論是做天上‘飛’的還是地上‘跑’的，隻要是國家需要的，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1956年郭孔輝畢業後滿懷期待回到北京，着手準備自己在汽車拖拉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不久郭孔輝便随着新研究所紮根長春，開始了汽車懸架設計與振動研究。然而轉折又一次降臨，他被下放到吉林省白城縣新平公社勞動。那時的農村生活單調乏味，很多人撐不住倒下了，而郭老卻說那是一個很适合他思考的環境。在那一個個漫長的甚至壓抑到有些苦滋味的夜裡，郭孔輝院士完成了在學界頗有影響的論文《懸架穩定性及其分析方法問題的探讨》和《空氣彈簧特性理論初步研究》。他在1959年提出的“力矩中心”概念，更是創造了研究汽車側向振動的新方法。
由于政治背景，郭孔輝院士在“四清”運動之初更是被批得一塌糊塗。在沒事的時候，他隻一個人找隐蔽的地方做研究。不管是“汽車高速操縱穩定性試驗評價方法”課題獲得國家科學大會獎，還是我國第一個輪胎六分力特性試驗台的研制成功；不管是汽車動态模拟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申請成功，還是長春孔輝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的建立發展；不管是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還是榮獲其他諸多獎項，郭老一路前進從來都是将祖國發展為先的的大道理揣着心頭，而這成就恰也是對他不為外界所動、幹一行愛一行的豁達精神最為誠摯的反饋。
懷愛前進的探索者--中國工程院院士 戚發轫
熒屏上的戚發轫院士字字句句嚴謹有力又飽含溫暖。戚老說，做人要有愛，沒有愛的人是不會把他最寶貴的東西拿出來的。戚老那矍铄的精神和深情的目光又何嘗不是紮根于愛呢？
1952年戚發轫如願進入北航學習航空，而1957年國家成立第五研究院後，剛剛大學畢業的戚發轫就被分配到五院研制導彈和運載火箭。曆經蘇聯專家撤離和發射失敗，1964月6月“東風二号”的發射成功帶給戚老無限的力量。1966年，承擔“兩彈結合”任務的戚發轫進入酒泉發射場，一連在戈壁荒原上奮戰了五個月。這年10月底，他也終于成功盼來了中國首枚導彈核發射的時刻。
随後在1968年，戚發轫作為聶榮臻元帥指定的“航天18勇士”之一調入國家新成立的五院，開啟了自己衛星研制的新征程。1970年4月，“長征一号”運載火箭成功将東方紅一号送上太空，那時響起的樂音是戚老心頭最動聽的聲音。
1992年，國家立項搞載人飛船，當時已經59歲的戚老被任命為總設計師。盡管年事已高，盡管顧慮重重，戚發轫院士最終還是服從組織決定，出任總設計師，開始了對“神舟号”飛船的探索。2001年，戚院士的老伴兒去世了。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對操勞不斷的妻子原本就充滿了愧疚，但身負“神舟号”科研重擔的戚老顧不上悲傷，便一頭紮進了科研。戚老說過人要有愛才會懂得付出，但他也說過，一個人最大的愛是愛國。
意志高昂的實幹者--中國科學院院士 陶寶祺
2001年3月，我國航空智能材料結構研究的開拓者、結構測試專家陶寶祺院士故去，那時年逾古稀曾擔任他老師的高鎮同院士專門寫了一首詩緬懷他：“智能材料譜新章，發憤圖強意志昂。壯志未酬壽運短，浩然正氣流芳長”。
從1952年大學入學到1957年畢業分配，在北航的那幾年是陶寶祺彌足珍貴的時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因為“家庭關系複雜”，陶寶祺被調出了直升機研制隊伍，安排到力學教研室。在科學的春天悄然而至之時，陶寶祺院士在力學測試儀器領域已經取得豐碩成果，雙向引伸機、微壓傳感器、弓形應變片、光纖轉矩測量裝置、高靈敏度液位傳感器和壓差式比重計等相繼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等獎項。
1989年至1991年，陶寶祺應邀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參加美國電站超導儲能器研究工作。兩年時間他成功地解決了10萬安培電流超導儲能器的失超安全控制和試驗裝置的設計、制造和強度計算問題，為試驗成功做出了貢獻。敏銳的直覺也促使他一回國便将在美接觸到的新興邊緣學科“智能材料與結構”加以推廣，組建智能材料與結構研究所。“隻要想幹，肯幹，就一定能幹成”，陶老的實幹精神和必勝信念深深感染着身邊人，推動一個個技術難關的攻克，智能材料和結構研究所也一步步發展壯大為國家智能材料和結構航空科技重點實驗室。
陶寶祺院士投身祖國科研，一步一步走得堅定昂揚，換來的是強度自診斷自适應智能結構，是腰型微壓傳感器，是“直六”整機結構等10多項大型工程應力測試項目，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頭銜，是“五一”勞動獎章，也是一生的實幹，一生的付出。
嚴謹求實的自信者--中國工程院院士 王永志
時光一晃回到六十五年前，高高瘦瘦的遼甯男生王永志第一次來到北京航空學院。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在蘇聯讀書的王永志拒絕莫斯科航空學院副院長克裡莫夫留校讀研的親自勸說，踏上了回國的路。
王永志一回國就被分配到負責中國火箭與導彈研究的第五研究院一分院。1964年夏，年僅32歲的王永志第一次踏進大漠戈壁的導彈發射中心，便為導彈發射提出了至為關鍵的建議，他也因此在錢學森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紀70年代，應錢學森提議，王永志出任總設計師。在此期間他主持制定了體現技術更新換代要求的總體技術方案。為把握航天機遇，将中國火箭打入國際市場，王永志提出“長二捆”的構想。在短短的十八個月裡，王永志不顧反對，拍着胸脯立下軍令狀，“隻要中央支持，我保證按時把火箭立在發射塔上！”。1990年6月30日，“長二捆”如期屹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7月16日，一舉發射成功。
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為載人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1999年，“神舟一号”發射成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開始被人們所關注。2003年10月16日，楊利偉走出中國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船“神舟五号”向大家揮手緻意的時候，落淚的王永志“大總師”才真正走進大家的視線。
2004年，王永志院士獲得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是五百萬科技獎項設立以來，首次授予航天界。而寰宇間那顆“王永志星”同樣是對“幹航天這一行，一輩子都提心吊膽”的王院士最為閃亮的回饋。
一絲不苟的開拓者--中國工程院院士 鐘群鵬
作為我國失效分析預測預防分支學科的主要開拓者和我國失效分析學會組織主要創始人之一的鐘群鵬院士，自十八歲始，便與北航結下了長達甲子的不解之緣。在北航，鐘群鵬院士為中國的材料學科搭建基礎，從無到有，因而也在材料學界的石碑上刻下了熠熠生輝的印記。
從學生到教授，學貫中蘇的鐘群鵬始終保持着開拓者敏銳的眼光。20世紀60年代初，鐘群鵬參與創辦了高溫陶瓷和原子能材料專業。沒有設備自己造，沒有成熟的課程就自己從原版著作選編，沒有學生就自己招。
1970年開始，鐘群鵬不顧閑言碎語，毅然投入到以斷口分析為切入點的斷裂學科。此後鐘群鵬院士組織參與了中國機電、航空、航天及衆多國民生産領域的500多起重大災難事故的分析調查，在重大失效事故現場進行了系統的、開拓性的研究，構建了我國的機械設備失效分析預測預防的完整學科體系雛形，創造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效益。
20世紀80年代，為了推進失效分析的發展，鐘群鵬院士奔走呼号，從而使中國第一個失效分析的學術組織——“失效分析工作委員會”于1985年得以順利建立。20世紀90年代，在老一輩科學家師昌緒、顔鳴臯等院士的倡議和推動下，鐘群鵬又組織成立了“中國科協工程聯失效分析和預防中心”，鐘群鵬被選為中心主任。1995年在完成國家經貿委、國家教委批準的CIDA基金項目的基礎上，鐘群鵬院士成立了“中國—加拿大失效分析和預防培訓中心”，開辟了失效分析高級人才的國際培訓與交流渠道。“智慧來自勤奮，創新基于實踐；成功在于堅持，毅力源于理念”說的就是鐘老日日進取，經年開拓的一生。
轉眼間52級學子畢業整一個甲子，他們的眼角多了幾條皺紋，兩鬓多了幾縷白發，而歲月曾未能改變的，是他們堅定的目光。在北航能源與動力學院的實驗室裡，今年81歲高齡的陳懋章院士仍然奮戰在工作台前，孜孜研究某渦軸發動機；83歲的鐘群鵬院士如今也已滿頭白發，但作為“制造質量強國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的他依舊在為國家而奔波。那一代人執着的精神，那一代人愛國的熱血，是戚發轫院士為青年人授業解惑的辛勞，是郭孔輝院士在新能源汽車研發與推廣上的汗水，是王永志院士培養新一代航空航天人才的心血……六十五年滄桑曆洗，奮進的北航風華正茂，氣勢恢宏；八十餘載砥砺前行，辛勤的院士是北航的榮光，是中國的驕傲。何期于鲐背，相約于茶壽，願院士們健康永駐！
